王一方：医学硕士，医学人文学者。著有医学人文专著《敬畏生命》，主编《医学人文十五讲》，多次受邀在各大媒体作医学人文普及讲座。

张大庆：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分会副主任。

一位退休的美国病理学家凯沃尔基安（Jack Kevorkian)帮助一位患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妇女阿迪金斯（Janet Adkins)使用他的“程序死亡”装置自杀。这一事件成为1990年的头条新闻。资料源自《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

在许多方面，医生作为一个治疗者已被医生作为一个躯体技师所取代。医生要花数年的时间学习掌握精密的医疗仪器。照片上，一个研究人员戴着视觉仿真（VR）头罩进行眼外科手术。一个外科医生能用虚拟现实系统练习他的技术或教学生，而不需要活体病人。资料源自《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

王一方  张大庆

引言

1977年4月号的《科学》杂志曾刊发了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乔治-恩格尔的一篇长文--《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这便是后来成为当代医学之旗帜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首次亮相。当时，刚刚从“文革”梦魇中苏醒过来的中国医学界，还处在与世界医学资讯的半隔离状态中，未必有很多人在第一时间读到了这篇檄文。一直到1979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新医学模式才正式受到中国医学界的推崇，很快成为医学职业语境中流行的公共话语。

30年前，恩格尔提出的新医学模式是对以“还原论”为主导的生物医学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或许并不像一些医学史家所宣称的那样，“恩格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它仍不失为医学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场显赫的观念革命。不过，对持续200多年的“还原论”的怀疑，不是一次观念革命意义上的台风呼啸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细密持久的深刻反思、学术建构与实践创新。为此，从本期开始，《人文视线》版将特邀两位医学人文专家以对话的方式，对新医学模式语境下的重大医学理论、技术发明、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一次全面的思想解读和人文审视，以期帮助医学界人士理性洞察当代医学思想的走势。

审视我们的职业母题--“医学是什么”、“疾病是什么”在技术时代的致命忧患

王一方：回溯30年来的研究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直接针对恩格尔这篇文章进行深入的学术解读、理论阐释与精神对话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我们亟待补上这一课，置身于对医学的当代命运的沉思中，来重读这篇“石未破，天已惊”的文章，重温恩格尔最初的智慧表情。

张大庆：与其说恩格尔在讨论医学模型，不如说他在讨论疾病模型；与其说恩格尔在展示洞察力与彻悟的智慧，不如说他在罗列当代医学的无奈。人类医学与人类疾病都立足于极其复杂的生命系统，故恩格尔笔下展现的不只是医学模式从迷失到洞明的简单逻辑，而是我们的职业母题?“医学是什么”、“疾病是什么”在技术时代的致命忧患。

王一方：我们知道，生物医学模式的根本是“还原论”，是科学的统一性观念。依照这一思维路径前行，人的医学必然被归结为普遍意义上的生物学，进一步还可能成为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理学与化学。现在，这种观念正在演化为一种社会信仰。作为“还原论”的补充，“排他主义”筑起了另一道防火墙，护佑着生物医学模式的软肋。你要么按照“还原论”的路径来述说医学的奥秘，要么承认自己是“非科学”、“前科学”，甚至“伪科学”。于是，那些敢于向生物医学模式提出疑问的人和主张建立新医学模式的人都成为异端。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短板”，那就是精神疾病的病因学与病理学。作为精神医学教授的恩格尔就是从这里撕开了一个缺口，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普遍性与真理性提出